论香港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香港民粹主义是香港民主化进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之一,其表现形式既包括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如市民对特区政府、中央政府、内地人和本地经济精英的非理性反对,以及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等;也包括自上而下的精英政治策略,如反对派对敏感议题的炒作、对反对运动的操纵和对“工具性公投”的利用等。香港民粹主义既是反对派骑动的结果,也是香港现阶段结构性矛盾的产物,对香港的民主政治发展及繁荣稳定产生了很大负面影响。

论香港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

在香港民主化的过程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其中民粹主义尤为突出。香港民粹主义发端于2003年的“反国安法大游行”,在之后的反皇后码头拆迁、反港珠澳大桥、反广深港高铁和反“国民教育”等一系列社会运动中愈演愈烈,最终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中达到高潮。反对派自我标榜的香港民主,其实已被民粹主义绑架,香港社会面临重大危机。

香港民粹主义的表现形式

香港民粹主义既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思潮和运动,反映了普通香港市民的非理性诉求和激进参与;也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策略和手段,体现了香港反对派对普通市民的骑动和操弄。两者互为因果、彼此强化,使香港民粹主义呈现出两种动员路径不同的形式。

(一)自下而上的香港民粹主义

1.市民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

民粹主义往往对“人民主权”有着更加直接和彻底的追求,具体到香港民粹主义,就是对民主化的激进追求,即要求尽快实现立法会和行政长官“双普选”。其实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由来已久,早在二战后,港督杨慕琦就曾提出过有限民主化的政改计划。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以中英谈判和港英政府代议制改革为契机,香港市民的民主呼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然而,以往的这些民主诉求并不能被称为民粹主义,因为它们是在港英专制统治下产生的正常民主诉求,既没有不合理的内容,也没有过于偏执的手段,更没有形成全社会范围内的非理性反体制风潮。然而,2003年以后,香港市民的民主诉求日益超出了民主的合理范畴而滑向民粹。从诉求内容而言,先是要求“一步到位”式的普选并立即废除立法会功能组别,然后又要求实行“公民提名”和“政党提名”等超出基本法规定的行政长官提名方式,最近一些极端人士甚至开始质疑基本法、反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香港政改的决定,并要求英国对香港民主“负责”。从诉求主体和手段而言,持有激进民主化立场的香港市民日益增多,已从部分反对派扩大到普通民众,并有不断低龄化的趋势;市民追求民主的手段也日益极端化,从游行、集会发展到占领街道、冲击政权机关甚至擅闯军营和自制炸弹。激进的民主化诉求已成为香港民粹主义的最重要表现之一。

2.市民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非理性反对

民粹主义通常将现有社会问题的根源归结为体制的不公正,具有强烈的反体制性。香港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性主要体现在对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非理性反对。据香港中文大学的民调显示,2003年后,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的满意度常年在低位徘徊,甚至曾跌破10%;对特首的评分也经常不及格①,董建华被漫画讽刺为“老懵董”,曾荫权被称为“贪曾”,梁振英更是被嘲为“689特首”。同时,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据同一份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度自2011年就一直低于30%,在2013年曾一度跌破20%②,“占中”事件后甚至还出现了学生要求去北京“源头问责”和焚烧基本法等极端的反中央行为。诚然,公民对政府进行监督批评是正常现象,但香港市民不是简单批评政府的政策政绩,而是质疑作为统治根基的政府合法性,并采取相当极端的方式从事非法的反政府活动,这就使政府陷入了管治危机,也使民主主义式的社会监督异化为了民粹主义式的社会对抗。

3.市民对本地经济精英和内地人的非理性反对

民粹主义语境中的“人民”并不包括所有人,而是特指在经济上较为弱势和在政治上较为沉默的草根阶层,所以反对精英就成了民粹主义的一大特征。随着香港贫富差距的扩大和房价的飙升,香港民粹主义逐渐将怒气集中在本地大企业家、大资本家和大商人身上,其中尤以大地产商和大金融家为甚,很多民粹主义运动背后都有“反中环价值”和“反股楼霸权”思潮的支撑。另外,近年来,内地产妇、游客、劳工和“水货客”也成了香港民粹主义的重要攻击目标。这些人虽然可能并非社会精英,但由于内地与香港的发展状况出现了巨大反差,加之过多的赴港内地人的确对香港市民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一定挤压,因此香港市民的排外性被逐渐激发,不仅明确喊出了“驱蝗”的口号,还出现了袭击内地人的暴力行为,成为香港民粹主义的又一重要表现。

(二)自上而下的香港民粹主义

1.反对派对敏感议题的制造和炒作

制造和炒作敏感议题是反对派发动民粹主义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其反复炒作的敏感议题主要包括:政改、民主、本土价值、“一国两制”和“富人政府”,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比较具有时效性的议题如:“国安法”、“国民教育”、“水货客”和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等等。反对派对议题的炒作是多管齐下的,既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又有社交网络的传播,还有政治人物和学者的发声。在炒作中,反对派往往把自己包装成“民主斗士”和“香港扞卫者”,通过片面裁剪事实材料、故意曲解政府用意和夸大议题负面影响等手段激化、操纵民意,将复杂多变的政治现实转化为一些片面耸动的政治口号(如“袋一世”、“假民主”、“鸟笼政治”和“有筛选的选举”等),以唤起香港市民的恐惧和愤怒,最终实现利用民意“绑架”政府的目的。近年来,反对派已不再满足于炒作敏感议题,而开始积极制造敏感议题,2010年港珠澳大桥环保诉讼事件中公民党对于综援老人的利用和2014年泛民主派学者对于“公民抗命”和“占中”的鼓吹都是典型例证。

2.反对派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学运)的操纵

民主党与公民团体及社运人士的关系向来密切,在港英时期组织了许多反对运动。20世纪90年代,民主党通过选举进入立法局,与拒绝融入体制的公民团体及社运人士有所疏离,香港的社会运动短暂沉寂。2003年,香港的民主团体凭借“国安法风波”迅速崛起并重新整合,反对派形成并走上了体制外的街头抗争道路。2006年以后,香港学生在反对运动中日益活跃,几次以保育运动为名的反对特区政府公共政策的社会运动都以80后学生为主体,比如2006年的“保留天星码头运动”、2007年的“保留皇后码头运动”和2009年的“菜园村保育运动”(即“反高铁运动”);在2012年的“反国民教育”运动中,90后学生又登上社运舞台,“占中”事件更是有初中生的参与。香港甚至出现了“80后新社会运动”的新概念③。香港学生之所以如此热衷社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对派的鼓动,后者对前者的操纵力在2014年的“占中”事件和2015年的“港大副校长任命风波”中一览无余。“占中”表面上由学联和学民思潮“自主”发动,但实际从策划到实施再到撤退都由反对派“高人指点”并一直接受反对派资金支持。作为港大副校长人选之一的陈文敏尽管学术资历和工作表现都欠佳,并深陷捐款丑闻,但由于具有反对派身份,仍然被部分激进学生力挺,并为他冲击校委会。反对派对社会运动尤其是学运的操纵充分显示出香港民粹主义的自上而下性和“虚假的公共性”。

3.反对派对“工具性公投”的利用

公投是直接民主的重要表现方式之一,常规的公投并不能被划归为民粹主义。但是,如果不具备公投资格、不符合公投程序的主体强行发动公投,并利用公投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那么公投就成了精英的民粹主义工具。2010年香港公民党和社民连发动的“五区公投”和2014年为“占中”做铺垫的“电子公投”就是此类“工具性公投”的最好例证。广义上的公民投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自决性公投,即殖民地通过公投实现独立建国;另一种是民主性公投,即民主国家通过公投解决国内重大问题。④很显然,香港的情况不属于上述两种的任何一种,因此根本不具备公投资格。同时,公投需要有规范的立法和严格的程序,而目前反对派发动的几次“公投”甚至连正常的公投形式都不具备,属于“权力无来源、主体无资格、议题越权限、程序无保障、胜负无标准”⑤的政治工具。然而,虽然“公投”在香港既无法律依据也无法律效力,但由于其可以给政府施加巨大民意压力,且发动者也不用承担失败后果,因此仍然被反对派所青睐。目前,“公投”在香港政治中的影响还较有限,但考虑到“公投”是“挟民意以抗政府”的有力武器,再考虑到台湾的经验,可以预见,反对派对“公投”的利用将日益频繁。

二、香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点

香港民粹主义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从时间上看,它的兴起和发展与香港回归、民主化、香港经济结构转型和内地经济崛起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重叠;从空间上看,它发生在具有后殖民地、前“亚洲四小龙”和特别行政区等多重身份的香港。时空上的双重独特性导致了香港民粹主义的如下特点:

(一)社会化的两极对抗性

民粹主义通常具有强烈的对抗性,但像香港民粹主义一样延展为社会整体撕裂的情况却不多见。香港的政治对抗由来已久,如港英政府时期“左”与“右”的分野和回归前夕“民主拒共”与“民主回归”的分野等,但这些分野主要局限在精英内部。近年来,香港的两极对抗逐渐蔓延至整个社会,不仅在政治团体层面分为“建制派”和“反对派”,还在民众层面分为“全面拥护”、“民主法治回归”、“本土自主”和“分离反共”等多种倾向⑥,在对待中央政府、特区政府和政改的立场上产生严重分歧。香港民粹主义的对抗性与政治化约主义和社会的泛政治化密切相连。一方面,一些香港市民的政治认知过于简单化和武断化,将民主等同于立即“双普选”,将反对派等同于支持民主、将建制派和中央等同于反对民主,从而陷入“非黑即白”的“站队”思维;另一方面,香港社会日益泛政治化,许多市民都从“理性经济人”转变为“非理性政治人”,热衷反对运动,处于全天候动员状态,使得香港民粹主义的两极对抗性高度社会化。

(二)双重反政府倾向

在一般民主国家或地区,民粹主义的反体制性主要针对主流政党及其所控制的政治议程和民意代表与经济精英之间的利益输送结构,但由于香港的政党政治尚未完全开放,且代议制改革正在进行中,因此香港民粹主义所反对的体制主要是指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香港市民对两级政府的满意度均比较低。就特区政府而言,受产生制度和无党派背景影响,行政长官在香港几乎处于一种“孤立无援”的状态,加之施政不利,于是成为了全香港的“讨伐对象”;就中央政府而言,受历史、体制和香港政改问题的影响,香港市民大多对中央政府存在误解和不信任。其二,香港市民对两级政府的不满会互相转化。许多市民将“高度自治”极化为“完全自治”,反对中央政府对香港任何形式的管治,甚至将中央政府视为特区政府的“操纵者”,将特区政府视为中央政府的“代言人”,结果是,无论香港市民最初所不满的是哪一方,最终都会迁怒于另一方。对两级政府的不满互为因果、彼此强化,最终导致了香港民粹主义强烈的双重反政府倾向。

(三)浓重的本土主义色彩

香港民粹主义浓重的本土主义色彩是其区别于一般民粹主义的又一重要特点。笔者将香港民粹主义的本土色彩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于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反对。由于很多香港人早期都是为了避难而从内地逃往香港的,因此他们对中央、中共怀有很强的抗拒心理,这种心理一直延续至今,并在政改争议中逐渐强化,成为香港民粹主义的一部分。二是对内地人的排斥。香港市民对内地人的排斥早在回归前就存在,只不过当时的排斥建立在香港发展远超内地的优越感之上,而如今的排斥则建立在面对两地发展落差而产生的失落感之上,但最终结果都是本土意识和排外心理的增长。三是国家认同的缺失。近年来,香港的“港独”势力快速发展,言论也日益公开化,不但成立了“本土着人城帮派”、“我是香港人连线”、“香港自治运动”、“香港核心价值”和“香港人优先”等“港独”组织,还出现了挥舞“龙狮香港旗”和高喊“南京条约万岁”等行为⑦,成为香港本土主义的最极端力量。不难看出,这三种本土主义倾向所植根的土壤都非常不合理,第一种根植于对社会主义的误解,第二种根植于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第三种则根植于去殖民化改造的不彻底,其本质都是对香港特殊性的过分看重和对国家整体性的忽视。

(四)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

民粹主义通常以草根阶层为主要参与主体,虽然一般会有精英的领导和操纵,但中产阶级的广泛参与并不多见。然而,中产阶级却是香港民粹主义的重要参与主体,尤其“服务专业人士”(主要包括教师、社工、记者和律师等)⑧的参与非常活跃。“七一游行”就是典型的以中产阶级为主要参与者的民粹主义运动,据学者统计,“过半数参与‘七一游行’的香港人,教育水平是在大专以上,属中产阶级及半专业人士”⑨。“占中”事件的主要发起人戴耀廷和陈健民都是大学副教授,朱耀明是牧师,也都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之所以投身民粹主义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对民主自由的较高追求,二是对自身生活现状的不满。曾经,香港中产阶级的地位比较容易获得,而且继续向上层流动的机会也较多。然而随着香港经济的衰退,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成为“新贫穷者”⑩。“一方面,相较于高收入人士,中间收入群感觉到彼此距离愈来愈远,难以追近,觉得在社会阶梯上不易提升或改善自己的状况;另一方面,他们又感觉到自己的位置离低下层不远,主观上容易产生一种正在下沉的心理”(11),于是,香港中产阶级逐渐成为广泛参与民粹运动的“不情愿的激进分子”(12)。

香港民粹主义的形成原因

香港出现民粹主义现象并非偶然,其形成与目前香港社会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密切联系,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民主化初期的阶段性矛盾

香港民主化起步不久,尚处于民主转型阶段,各方力量汇聚交错,政治条件不成熟且充满变数,因此会出现诸多阶段性矛盾,导致民粹主义泛滥。总体而言,香港民主化目前面临的阶段性矛盾主要有三:一是较低的制度化水平与较高的政治参与热情的矛盾。虽然在中央政府循序渐进地推动下,香港的民主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进步,但这却无法满足香港市民的参与期待,于是一些市民就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二是较弱的公民文化与较强的否决文化的矛盾。香港市民的文化素养和法治精神虽然在亚洲领先,但由于曾长期接受英国殖民和港督专权统治,并未发展出与民主制相匹配的公民文化,反而在反对派的煽动下形成一种否决型文化。这种文化缺乏民主所必需的共识基础和妥协意识,使得香港民粹主义极具对抗性。三是对民主实质的忽视与对民主形式的迷信的矛盾。许多香港市民对民主的理解还停留在以普选为核心的代议民主层面,不仅忽视了民主的其他表现形式,也忽视了静态民主体制之外的动态民主过程和作为两者结果的民主绩效,更忽视了国家能力和政治秩序等其他重要价值。这种理解偏差导致了香港的普选至上主义和唯民意论,也动摇了香港历来引以为豪的法治基础,从而酿成民粹主义。

(二)政府与社会关系失衡

国家与社会二分是西方现代政治理论的重要观点,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表现。然而,这里的“二分”并非指完全的分立对抗,而是指建立在相互制约和彼此支持基础上的动态平衡;从更深层的角度来说,社会是国家的基础,支撑着整个国家机器的运作。然而,香港的现状却是社会与政府的严重对立(13),政府不但完全脱离社会,无法获得相应支持,而且还不断被社会攻击和吞噬,日益从“小政府”异变为“反政府”和“无政府”。回归之前,香港虽然接受的是殖民统治,但由于市民对于殖民政府的期望较低,且港英政府创造了“行政吸纳政治”的统治模式,统治后期又正好经历了香港的经济腾飞,因此港英政府始终牢牢掌握着社会的控制权。回归后,香港社会出现了一种“压弯树枝”式的反弹,将民意、市民社会、舆论监督和反对运动等社会性因素无限推高,而将政府权威和权力无限压低,使得特区政府成为失去社会支持的“无本之木”。诚然,民主国家大多都是“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要大到压倒政府的地步,也不意味着政府的所有决策都要依照社会的要求来制定。众所周知,政府必须保持一定的自主性,尤其应在社会无法达成共识或过于短视的情况下担起决策重任,然而,当下的特区政府已完全被社会“俘获”,无法对社会进行有效管治,民粹主义自然愈演愈烈。

(三)反对派“挟民意以抗政府”

香港民粹主义的盛行和反对派对香港民意的操纵密不可分,这种操纵实质上是“为了民意而民意”和“以民意为工具”,其真实目的在于借助民意增强对抗政府的实力和合法性,是香港民粹主义的重要催化剂。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最大不同就在于两者对于民意的理解:在前者的语境下,民意是无限的和高于一切的,多数人(甚至在很多时候仅是呼声较大的少数人)的意志可以凌驾在法律、制度和少数人的利益之上;而在后者的语境下,民意是有限的,自由、法治以及对少数人的保护都是民意的制约者。香港民粹主义的产生和香港社会的唯民意论分不开,而后者又是反对派引导的直接结果。香港反对派大多具有较强的反中央情绪并与国外反华势力关系密切,他们在体制内的资源较少,于是就走上了体制外的民粹主义动员道路:先大肆煽动和塑造香港民意,再将自己包装成民意的“代言人”,最后利用民意达到对抗政府、获取资源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香港“民意”只是反对派的“武器”和“挡箭牌”,借助“民意”,反对派不仅占据了政治和道德的制高点,而且大大增强了对抗政府的实力和合法性,然而结果就是,香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香港民粹主义也日益泛滥。

(四)去殖民化的不彻底与国家认同缺失

回归以来,虽然香港和内地不断融合,中央也大力扶持香港建设,但由于去殖民化不彻底,许多港英时期的制度和人员都原封不动地过渡到了回归后,加之外国反华势力的谍报活动和暗中操纵,香港市民的国家认同一直未能真正建立,这成为香港市民反对中央、排斥内地人和要求激进民主化的重要原因。据调查显示,回归后港人“中国认同”的增长非常缓慢而有限,且“香港认同”始终远远超过“中国认同”;同时,虽然对中国政府的满意程度有所提高,但对“一国两制”的评价却更加负面。(14)尤其在当前内地经济崛起而香港经济却日益下沉的情势下,部分香港市民对国家的感情变得矛盾而脆弱:一方面,他们已经习惯了昔日的优势地位和国家对于香港的政策倾斜,像一个“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既无法客观看待自身地位的转变,也缺乏对于国家扶持的感恩;另一方面,他们也明白自己终究是中国人,明白香港对于国家的依赖,所以也在尝试调整自己的心态;然而遗憾的是,在两种对立心态的博弈中,往往是前者击败后者。国家认同缺失使香港市民在面对中央政府和内地人时逆反心理强烈,进一步刺激了民粹主义的高涨。

民粹主义是香港民主化进程中的一大障碍,不但严重滞阻了香港的政改步伐,而且为香港未来的民主政治发展埋下了很大隐患。民主不是人民权力的绝对化,更不是将民主应用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西方民主能够运作,不仅仅是因为民主的精英性,更是因为民主的有限性。”(15)目前,大多数民主国家和地区都已进入大众民主时代,并出现了“过度政治动员”和“否决政治”的问题,香港作为“民主世界”的后起之秀,本应积极吸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教训,但在民粹主义的风潮之下,却已出现了民主衰败的迹象。民粹主义是“非民主”甚至是“反民主”的,以这样的方式来追求民主,只会阻碍香港民主政治的发展,甚至导致“有形式而无实质、有制度而无治理、有公民意识而无公民文化”(16)的虚假民主。

民粹主义也加剧了香港的社会撕裂。目前,香港社会大致存在三类矛盾:第一类是中下层市民和上层经济精英的矛盾,即阶层矛盾;第二类是普通市民和特区政府的矛盾,即官民矛盾;第三类是建制派与反对派的矛盾,即党派矛盾。(17)这三类矛盾都在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日益激化。以前,本土经济精英是香港人努力上进获得人生成就的榜样,而现在却成为推高房价、造成产业空心化和导致贫富差距的“罪魁祸首”,阶层矛盾非常突出。同时,受特区政府“认受性问题”和政绩问题的影响,官民矛盾也日益凸显。另外,反对派在民粹主义的“帮助”下力量大增,与建制派的对抗逐渐白热化,几乎所有香港市民都被动员到了两派的争斗之中。近年来,每当面对重大政治议题时,香港市民就会“自动”分为两派(如“七一巡游”与“七一游行”、“反占中”与“占中”、“撑政改”与“反政改”等),有学者认为,香港社会已逐渐出现“台湾化”的趋势,离彻底撕裂为“黄”、“蓝”两个对立阵营已为时不远(18)。

总而言之,如果香港不能及时摆脱民粹主义的牵制,香港民主化的进程就会长期徘徊在动荡不安的民主转型时期,迟迟无法进入民主巩固时期,更谈不上早日进入优质民主时期。而且,民粹主义泛滥也会使香港错失很多发展良机,加速香港经济的沉沦。如何走出民粹主义的泥潭,直接关乎香港的明天。

【庄吟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博士研究生。察网摘自《学海》201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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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论香港民主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